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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关系理论评析

2012年08月21日 13:50 来源：《中州学刊》(郑州)2002年01期第51～53页 作者：袁庆明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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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关系问题上，究竟是前者决定后者 ，还是后者决定前者
，长久以来，经济学家们争论不休 。本文认为 ，在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关系问题上
，无论是旧制度经济学家的“技术决定论”还是新制度经济学家的“制度决定论 ”都是片面的，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关系应是一种“交互决定
”的关系。

关键词：技术创新 制度创新 技术决定论 制度决定论 交互决定论

作者简介：袁庆明(1966-) ，男
，湖南湘潭人，湖南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 ，从事新制度经济学研究
。湖南大学金融学院
，湖南长沙410079

凡勃仑与阿里斯的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关系理论

在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关系问题上，凡勃仑与阿里斯认为 ，是技术创新决定制度创新，而不是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
，即主张“技术决定论”。

凡勃仑的“技术决定论 ”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1.物质环境（技术）决定制度，因为制度就其性质而言 ，就是对这类环境引起的刺激发生反应时的一种思想的习惯方式 。因而
，制度必然随着物质环境（技术）的变化而变化
。2.物质环境（技术）是不断变化的，制度是以往过程的产物 ，同过去的环境相适应
，无论如何也赶不上天天都在变化的环境（技术）。3.制度具有保守的倾向，除非是出于环境（技术）的压迫而不得不改变 ，一般总是想无限期地坚持下去 。（注：凡勃仑：《有闲阶级论》
，商务印书馆，1964年中译本 ，第139-142页
。）在强调技术变迁决定制度创新的同时
，凡勃仑并不否认制度创新对技术创新有一定影响。凡勃仑指出，价格体系的发展中所包含的思想习惯“跟现代机器技术的兴起有很大关系
” 。与此同时 ，商业制度导致新技术的引进，导致新技术在私人利益而非社会利益基础上的利用
。（注：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与新制度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中译本 ，第115-116页。）

阿里斯的技术决定论比凡勃仑的更为彻底 。在阿里斯看来
，制度对技术创新只有阻碍作用
。阿里斯认为，人类行为本质上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工具使用或称影响生产的技术活动 ，另一种是强化地位与权威的礼仪活动
，即制度。前者是动态的，不断前进的 ，而后者是静态的 、保守的 。制度始终是日益进步的变革的障碍。

诺思与拉坦的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关系理论

在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关系问题上
，诺思认为，是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 ，诺思主张“制度决定论”
。拉坦则认为
，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虽然相互影响，但一方并不能决定另一方 ，二者之间是互不决定的，即主张“互不决定论 ”。

诺思认为
，对经济增长而言，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创新 。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而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
，（注：诺思
、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 ，1999年中译本
，第5页
。）在肯定制度创新对技术创新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诺思并不否定技术创新对制度创新有一定的作用。

在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关系问题上 ，新制度经济学家拉坦则认为
，争论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谁决定谁没有什么意义，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关系 。他认为 ，引起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原因是非常相似的
。一是对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需求的原因是非常相似的。二是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供给的转变是由类似的力量形成的 。科学与技术知识的进步降低了由技术创新所形成的新收入流的成本
，社会科学及有关专业的知识的进步降低了由制度效率的收益（包括在解决冲突时的技能的提高）所形成的新收入流的成本
。（注：拉坦：“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
”，载《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338-339页。）

马克思的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关系理论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 ，并没有明确使用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这样的概念
，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辨证关系的原理实际上就是关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关系的理论 。在马克思的生产力范畴中，生产资料和劳动者都是和一定的科学技术密切结合着的
。生产工具的发明和创造 ，劳动对象的革新和利用
，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创新；劳动者也必须掌握和利用科学技术，才能不断地解决人和物的矛盾 ，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可以认为
，技术创新属于生产力范畴，生产力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技术创新的结果 。马克思的生产关系范畴指的是人们在社会生产中发生的 、一定的
、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 ，实际上是有关生产、分配 、交换和消费关系的经济规则和合约
，即各种制度安排。可以认为，制度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 ，生产关系的变革实际上是制度创新的过程
。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辨证关系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及其发展变化决定着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及其发展变化
，即技术的发展变化决定着制度的变迁。是技术和生产力的内在变化引起了原有的生产关系的外在不适应，从而引起生产关系的改变 。

马克思不仅强调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 ，还十分重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巨大反作用
，即制度创新对技术创新的巨大作用
。在阐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时，马克思指出 ，当一种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性质和状况时
，它会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而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性质与状况时 ，则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当一种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性质和状况时
，只有通过革命等手段推翻旧的生产关系即进行制度创新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技术的创新 。

“交互决定论”的提出及对上述观点的评价

笔者认为，不仅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是动态地发展的 ，而且二者之间也是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中演进和发展的
。在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动态发展中
，技术创新是一种基始的决定力量，正是它推动和决定了制度的变革和创新 ，而随着某些根本性制度的创新，制度对技术创新也越来越成为一种决定性推动力量
，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是一种交互决定的关系。

生产力和技术是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因为生产力的发展 、技术的进步有其内在的动力 ，这种内在动力就是生产力诸构成要素之间的内在矛盾
，它是生产力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内在根据 。其中，劳动者和劳动资料（主要是生产工具）的相互作用 ，是生产力发展的最基始的动力
，正是这二者的矛盾运动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劳动者是在生产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劳动者改革生产工具（即进行技术创新）是为了降低劳动强度、提高劳动效率（这里撇开阶级社会中剥削阶级为了增大剥削量而改进生产工具的目的） 。随着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劳动者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也在不断提高 ，这反过来又会促进生产工具的改革
。可见生产力的发展
、技术的进步过程就是劳动者和生产工具相互作用的过程。

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进步必然对制度的变革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其主要表现是
，原有的制度会越来越不适应生产力发展和技术进步的要求，使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进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。这时制度的变革和创新就成为一种客观的、必然的要求
。制度创新以后 ，能否有效地促进生产力发展和技术进步
，则是判断新制度是否具有生命力的依据。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是生产力发展和技术进步决定制度变革和创新 。

一旦适应生产力发展与技术进步的制度得以创新（离不开人的主观推动） ，它又会反过来给技术进步以巨大的推动作用
。特别是随着知识产权制度和竞争性市场制度等有利于技术进步的根本性制度确立以来，制度对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已经远远超过了生产中内在的自发力量的推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制度的变革和创新确实对技术进步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因此，对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的关系 ，可以这样来看：动态的技术进步是制度得以变革和创新的首要的推动力量
，而当有利于技术创新的根本性制度一旦创新，它又会反过来给技术进步以决定性的推动力
。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就是这样在相互促进和相互决定中演进和发展的。

如果根据是否动态化地看待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 ，有关二者相互关系的各种理论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一是技术创新动态化而制度创新静态化观点
，认为制度创新不过是技术创新的自发的派生物；二是制度创新动态化而技术创新静态化的观点，认为技术创新不过是制度创新的自发的派生物；三是平行地处理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动态过程 ，认为二者虽有相互影响却没有决定性的相互作用
，因而不存在谁决定谁的关系；四是交叉处理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动态过程，认为二者之间存在辨证的交互性的决定作用 。

显然 ，凡勃仑 、特别是阿里斯的“技术决定论 ”
，属于上述的第一种类型
。凡勃仑和阿里斯强调技术创新对制度创新的决定性作用，认为只有技术创新是惟一动态的因素 ，制度创新始终是被动的
、滞后的、相对静态的。诺思的“制度决定论
”代表的是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关系理论的第二种类型 。制度创新被看作是经济增长与技术创新的惟一决定因素，技术创新不过是由制度创新决定的伴随物
。在诺思的这一理论中
，制度创新虽然是被动态化了，而技术创新却被相对静态化了。诺思的问题在于否定了技术创新自身的发展也有内在的规律性和相对的独立性及其对制度创新的决定性作用 。实际上 ，制度创新的最终原因和根本动力恰恰是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。就以专利制度的产生来看
，它正是顺应技术取得更大进步的客观要求而创立的
。诺思虽然也谈到了技术创新对制度创新的影响，但在诺思的理论框架中 ，技术创新对制度创新的影响基本上是静态的
，而不是在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之中。

那么，像拉坦那样 ，把技术与制度看作是由某些共同原因所决定的创新过程
，二者虽然相互影响却并不存在一方比另一方更优先的观点是否正确？这里的问题在于，能否从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原因的某些相似性 ，得出二者并不存在相互之间的任何决定性作用
，显然不能 。例如拉坦认为，土地价格相对于劳动力价格提高是导致某些节约土地使用的技术变迁与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共同原因 ，（注：同上书，第338页
。）因而节约土地使用的技术变迁与土地产权制度变迁之间并不存在哪一方起决定作用的问题
，但是我们要问：是什么原因决定了土地价格相对于劳动力价格的提高？显然是技术进步导致的人口增长的结果。这里仍然表现出技术进步对制度变迁的决定性作用 。

在所有有关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关系的理论中，只有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原理才是惟一动态地辨证地看待二者关系的理论
。因此 ，较之上述几种观点
，马克思的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关系理论更全面 、更科学。当然，对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关系 ，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原理上 。我们认为
，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是一个“交互决定”的动态演进过程
。其中，技术创新在从根本上要求制度创新的意义上 ，对制度创新起着基始性的决定作用；而某些根本性制度的创新在作为技术创新实现的前提条件的意义上
，对技术创新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健美操是我国体育运动的一个新兴项目 。健美操运动与其他众多体育项目一样，由大众健身
、娱乐开始兴起 ，逐步引入表演、竞技
。目前
，我国竞技健美操处于世界中下等水平。根据2009年新规则的修改，我国的竞技健美操也应作出相应的努力和改进 ，从而取得更大的进步 。

一 、竞技健美操的演进

1.我国健美操的发展简况。健美操是我国体育运动的一个新兴项目
。它起源于生活，起源于人类对于人体健与美的追求
，是体操
、舞蹈、音乐有机结合的产物。健美操与其他众多体育运动项目一样，由大众健身 、娱乐开始兴起 ，逐步引入表演
、竞技 。健美操体现了人体在力量、柔嫩 、协调、节奏感
、审美及表现力等诸多方面的综合能力
。从健美操运动总体任务和发展情况来看
，健美操运动可分为健身性健美操和竞技性健美操两大类。健身性健美操所具有的普及性，为竞技性健美操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而竞技性健美操技术动作的不断创新、观赏性的不断增强
，又极大地促进了大众健美操的发展 。

2.我国竞技健美操的产生和发展
。我国健身性健美操经历了三个阶段（产生期———认识阶段；探索期———研究阶段；发展期———普及阶段）后，开始蓬勃开展和广泛普及 ，将健美运动纳入了体育竞争机制。促进人的身体发育和身体素质增长 、提高身体训练水平
、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已经成为健美运动发展的客观要求 。竞技健美操以它所具有的动作美、难度大 、节奏快
、质量高、编排新的特点
，适应了新形势的要求，为现代健美操运动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
。如果把我国竞技性健美操运动按阶段划分 ，大致可分为探索期 、规范期
、与国际接轨期。

（1）探索期 。在我国大众健美操运动发展的同时
，以竞技为主要目的的竞技健美操运动也在发展中
。1986年在广州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性比赛“全国女子健美操表演赛 ”，开创了我国健美操比赛的新路 ，探索了我国健美操的比赛方法。1987年5月，康华健美研究所、北京体育大学和中央电视台等单位联合举办了全国首届“长城杯”健美操友好邀请赛 。这次比赛的项目借鉴了美国阿洛别克健美操的比赛项目
，结合我国健美操发展的实际，进行了男女单人操 、混合双人操
、男女三人操和混合六人操等6个项目的比赛。这是我国举办的首次全国性竞技健美操比赛
。此后 ，儿童、少年 、青年、中老年健美操比赛陆续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这一阶段
，比赛名称的繁多，比赛服装的不一致 ，竞赛规则的不稳定性
，参赛运动员的业余性强，均显示了我国竞技健美操运动处在探索阶段的特征 。

（2）规范期
。为了加强技术交流和学术研究 ，1992年2月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健美操
、艺术体操分会在北京成立
，我国大学生健美运动的开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92年9月，经国家民政部批准 ，代表我国健美操全国性组织的中国健美操协会在北京成立
，标志着我国健美操运动进入了一个有组织、有计划发展的新的时期 。随着我国经济和体育体制的改革的不断深入，1997年国家体委将中国健美操协会由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划归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经过几年的实践 、探索 ，中国健美协会先后又推出了有关健美操的各种规则和标准，将健美操运动纳入到科学化
、正规化管理轨道
，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健美运动的普及和竞技性健美操运动的发展与提高。这一阶段管理组织的建立，竞赛规则的统一 ，各种制度的完善
，标志着我国竞技健美操运动步入到正规化的管理和发展阶段 。

（3）与国际接轨期
。在国内全面普及的同时，我国健美操运动的国际交往也在逐步增加。1987年 ，代表我国健美操运动发展水平的北京体育大学健美操队首次走出国门
，访问了日本 。1995年，我国首次组队参加了在法国举行的第一界健美操锦标赛；1997年 ，我国又分别组队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世界健美操锦标赛、在意大利举行的第二界世界锦标赛和在美国举行的ANAC世界锦标赛
。1997年和1998年
，中国健美操协会先后派出8人参加国际体操联合会（FIG）组织的健美操国际裁判员培训班和国际健美操教练员培训班。国际交往的不断增多，一方面提高了我国竞技健美操运动水平 ，另一方面使我国竞技健美操步入了新的阶段
，即与国际接轨阶段 。

二 、竞技健美操的发展现状由于国情的影响，我国的健美操运动一直属于民间的自生自娱项目 ，国家的有关职能部门对健美操的发展和管理意识存在着一定的忽视和淡化，与同属国家体育总局体操管理中心管理的竞技体操
、蹦床、艺术体操等奥运会和全运项目相比
，在享有国家资金投入 、新闻媒体宣传
、比赛奖励额、人事配置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。在管理上，我国健美操协会一直属挂靠性质 ，这无疑会影响我国健美操运动的发展
。

1.水平低
，编排中缺乏主题，与国际水平相差较远。在广州体育学院学报上 ，杨小红曾选取了2001年在西安体院举行的全国健美操锦标赛男单前六名的运动员的单人项目比赛中完成的难度动作组别作了一统计和分析
，发现我国运动员掌握的难度动作类型较单一，集中在C组（共A 、B
、C三组） ，难度动作各组别的分配欠均衡
，存在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健美操运动员缺乏全面的身体素质，特别是力量和柔韧素质 ，过高追求高难度动作
，而忽视动作完成的质量 。近几年的世界健美操锦标赛，夺得冠军的套路无不具有鲜明的主题 ，如“调皮的小猫
”、“威猛的老虎” 、“英勇的小战士 ”等
。而在2001年的全国健美操锦标赛全部参赛的15套动作中，仅有4套有“主题
”
，编排中“主题”的缺乏是我国健美操技术水平较低的原因之一。

2.缺乏系统的性的训练，基本功不扎实 ，对编排的艺术性认识不足 。有关研究表明
，同样做“剪式变身跳转体180° ”这一动作，外国高水平运动员做这一动作时可获得平均10张连续定时拍摄面 ，而中国运动员只能获得7张
，这从侧面反映出我国运动员与世界优秀运动员在爆发力和柔韧方面存在着差距
。由于我国的健美操比赛只设青年组，而没有相应的幼儿组和少年组 ，源头缺水
，使我国健美操运动员的选材面临很大的困难。对编排艺术性认识上的差异是受传统的文化影响所致，欧美国家长期以来崇尚文化艺术氛围 ，教练员大多熟悉音乐
，运动员从小接受艺术教育，特别善于理解音乐 ，并能最大限度地用身体来表现音乐，这一点是我国健美操运动员所不及的 。

3.项目发展经费短缺
。我国运动项目的设立以奥运会和全运会的比赛项目为依据
，并按拿金牌的数量和金牌的“含金量
”不同将其分为四大类。健美操在奥运会和全运会中尚没有开展，归属于非奥运会的群众体育项目 。国家把有限的经费都投入到了奥运重点项目的建设中 ，非奥运项目的基础建设、队伍建设等方面所需要的资金短缺
。健美操像其他所有非奥运项目一样
，不纳入国家我国竞技健美操的演进
、现状和发展趋势的长远系统的培训计划和比赛经费，在基础建设中尚处在非常低的水平上。

4.参加系统训练的人少 ，高水平的教练匮乏
，科研落后 。目前我国的健美操训练纯属业余性质，所有的运动员都是在学习、工作之余 ，凭借自己对健美操的兴趣 、爱好和对健美操事业的执著追求而进行训练。在健美操俱乐部里参加训练的运动员
，由于健美操俱乐部都要考虑经济效益的问题，一般都要按训练时间收取一定的训练费 ，一般的学生和工薪阶层是不会去的
，故而自觉参加训练的人较少
。我国又没有设立专门专门培养健美操师资的专门院校，仅在一些体育院校开设了健美操专业 ，每年招收的学生不多，故我国的健美操教练员非常缺少
，高水平的教练员更是凤毛麟角。这使我国健美操运动技术水平的提高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且健美操运动是集体育
、音乐、舞蹈 、服饰等于一体的新型体育运动项目，它包含了解剖学
、生理学、运动医学 、营养学
、心理学、美学等多种学科知识
。而从健美操引入我国20多年来 ，对健美操的科研却还停留在初级阶段
，科研的落后致使我国健美操运动的开展缺乏理论上的指导，也使得我国健美操的档次难以上去。

三 、竞技健美操的发展趋势根据《项群训练理论》对竞技体育的分类 ，竞技健美操属于“技能类表现难美项群” 。它和同群的竞技项目一样
，竞赛中以运动员所完成的难度
、新颖、稳定 、优美等因素判断其技能水平
。难、新
、美正是竞技健美操的技术发展方向。国际体联对竞赛规则的改革将促进竞技健美操运动技术继续沿着难、新 、美的方向发展 。我国的竞技健美操必须紧跟世界潮流，抓住主要发展趋势
。

1.突出安全性 ，保持健美操运动项目特征。辽宁师范大学体育系的王洪先生在《世界竞技健美操的发展趋势与我国的对策》中提出
，为了使健美操这项运动能够朝着健康
、科学化的方向发展，2009年最新健美操规则对难度动作的要求作了重大的修改 ，这些内容的修改主要是从健美操未来的发展趋势考虑
，避免运动员为取胜追求过高、过难动作而失去健美操运动项目的特征 。竞赛规则历来对该项运动技术的发展起着导向的作用
。因此，限制难度动作 ，保持健美操项目特征是21世纪健美操发展的总趋势。

2.更加注重艺术的创新性和动作编排的创新 。在2001—2009年的《国际竞赛规则》中，创造性在成套动作中占2分
，明确要求成套动作必须有创造性。而动作的编排 、过渡连接与空间的使用和转换的流畅性都是艺术创新的具体体现
。健美操动作的创新主要体现在难度动作的创新，连接动作的创新 ，以及全套动作的表现
、音乐、动作设计和配合的创造性 、提倡令人难忘和与众不同的个人风格。大连辽宁师范大学王洪等人认为运动员在竞技场上摘金夺银取决于健美操的编排水平和完成的基础 。独特的动作设计
、巧妙的技术连接
，以及精巧、别具一格的造型和个性化的舞蹈风格都将把健美操带入一个全新的世界
。而艺术性是竞技体育中难美项群的一个突出特性，健美操也正是以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为自己在竞技体育领域开辟出一片“天地 ”。从2001年新修改的规则中可以看出21世纪健美操运动将在艺术表 现形式与层次等方面获得前所未有的突破 。

3.动作技术的完成将更加完美
。1997—2004年 、2001—2008年
、09年的健美操竞赛规则 ，分别从成套动作难度组别、数量变换情况
，新旧规则比赛项目场地 、赛台高度、新旧规则裁判员数量比较情况等方面说明了新规则的变换对教练员
、运动员都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发挥创编能力和个体表现能力的广阔空间 ，从而认为竞技健美操今后的发展趋势更加注重动作的创造性
，加重了动作技术完成质量的扣分度，增设了六人集体项目 ，提高了健美操的欣赏价值。动作的“突出质量、追求完美
” 。从国际比赛规则的变换看竞技健美操的发展趋势
。从国际评分规则的主要变换 、国际比赛的状况
、2009年规则对成套动作的编排艺术性的要求等几个方面（成套动作的内容、表演风格效果艺术化 、音乐制作科技化
、服装设计新奇多样化等）进行了阐述
，并分析了未来的发展趋势：竞技健美操的项目特点越来越明朗化，逐步确立了健美操的特色。创新是竞技健美操的生命 ，在维护健美操特色的前提下，不断开拓新的健美操形式是立足于竞技健美操的前言的必然趋势 。在有限的12个难度中选择难度价值高的动作
，最大限度地提高运动的身体能力和水平，发展并完成高新难度动作 ，特别是完成复合难度
，是提高成套编排的价值的前提
。成套动作中的均衡性和多样化是竞技健美操在编排方面的综合能力。成套动作的艺术倾向越来越明显，提高成套动作的艺术性也成为竞技健美操的发展趋势 。

4.难度动作向多样化方向发展。2001—2009年的《国际竞赛规则》将难度动作重新进行了分类并确定了各个难度的价值
。新规则把难度动作分为四大类别十个组别 ，难度动作价值分为0.1—0.2分
，包括预期的难度动作。安阳师院体育系的陈艳、张强在强调创新是发展的主流时分别提出“复合难度动作的创新 、动作编排的创新”的观点 。

5.突出个性化
、强调观赏性
。在2009年新规则“保证安全性、保持健美操特征 、加强艺术性 ”等的精神的指导下，大部分研究竞技健美操趋势的学者认为今后的健美操运动一定“会朝着艺术化
、个性化、风格化的方向发展 ，使健美操更具有欣赏价值和观赏性
”。

四 、总结

从以上不同的观点我们可以得出它们的相同点
，各个学者都是紧密关注世界新的健美操规则的产生从而得出我国健美操21世纪的的发展趋势 。他们从健美操的难美性特征、艺术的观赏性
、动作的更加完美性和难度的多样化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和考虑
。根据目前我国的实际水平，我们除了对世界竞技健美操的规则作出仔细分析 ，得出我国的竞技健美操的发展趋势之外
，还应从实际出发，对我们的不足之处加以努力改善 ，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建议

1.竞技健美操是一项难而复杂的技术性很强的运动项目，对运动员的综合素质及转项能力要求十分精细
，随着健美操进入奥运会脚步的加快，国家应从长远计划 ，从幼儿抓起
，做好运动员的早期系统化的训练，为能在奥运会上争金夺银、为国争光做好提前准备 。

2.为了使我国成为世界健美操强国 ，我们应尽快加强对教练员和科研员的选拔和培养
。

3.我国应多举行国内不同级别的 、不同水平的健美操比赛
，加大推广普及力度，提高我国竞技健美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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